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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我国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布不均，南方水多，北方水少。黄淮海流域是我国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由于资源性缺水，即使充分发挥节水、治污、挖潜的可能性，黄淮海流域仅靠当地水资源已不能支撑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缓解黄淮海流域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黄淮海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决定在加大节水、治污力度和污水资源化的同时，从水量相对充沛的长江流域向这一地区调水，实施南水北调工程。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决定迅速出台并不断充实完善应对危机促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两年中央新增投资1.18万亿元带动总额4万亿元投资计划。当前，4万亿元投资计划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南水北调等大中型水利工程进展顺利，已基本建成近1500个大中型水利项目。 不久前，本报记者到天津、河南等地，实地采访了南水北调部分工程的进展情况。今天，我们把这组报道刊发，希望能给关心南水北调工程的广大读者朋友，带来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本报记者 宋时飞 即便是在今天，稍微上点岁数的天津人，都还对上世纪80年代引滦入津之前的那段经历清晰如昨。 彼时，有个民谚讲“天津四大怪”，其中之一就是“自来水能腌咸菜”。那时的天津，正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荒。后来的引滦入津工程，让天津之渴暂得纾解。 可是，天津人内心对水的渴盼，非但没有因滦水到来而减弱。相反，随着近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再一次成为横亘在天津面前的一道难题。生活离不开水，生产不能无水，水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重要的地位，自不必多言。缺水之痛，口渴之痒，天津可能比其他地方体会得更深切。 一江清水济津门。 短短七字，既是天津人内心深处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迫切渴盼，也被写在了南水北调天津干线工程1标段天津段起始点施工现场的横幅之上。 天津有多渴 7月初的一个上午，董树龙在天津市河西区环湖南道5号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掐着手指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天津有多么缺水”的账。 此处，是天津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所在地。董树龙，是建委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天津是一个资源型缺水城市，就算加上现有的引滦水量，天津人均水资源量也只有370立方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平均水平是个什么水平？ 本报记者不久前从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找到了相关答案――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163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而且，黄淮海流域是我国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人均水资源量462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1%，其中京津两市所在的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92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7。 从小学过相声的董树龙，口齿清晰，语速很快。但讲到下面这番话时，他突然叹了口气，语速明显慢了下来：“目前，天津的城市供水，仍然主要依靠引滦入津工程。受气候变化和滦河流域经济发展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引滦入津水量呈现出明显衰减的趋势，遇到特殊的枯水年份，天津不得不采取临时就急引黄等措施，以解缺水的燃眉之急。我们天津人心里都很清楚，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天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性约束条件，必须下决心想办法彻底解决。”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资料显示，黄淮海流域总人口4.4亿，约占全国人口的35%，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35%，人口密度大，大中型城市多，在我国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总量的7.2%。由于长期干旱缺水，这一地区有两亿多人口不同程度存在饮水困难，700多万人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一批重大工业建设项目难以投资落产，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不得不过度利用地表水、大量超采地下水，挤占农业及生态用水，造成地面下沉、海水入侵、生态恶化。 这份材料同时指出，由于资源性缺水，即使充分发挥节水、治污、挖潜的可能性，黄淮海流域仅靠当地水资源已不能支撑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央决定在加大节水、治污力度和污水资源化的同时，从水量相对充沛的长江流域向这一地区调水，实施南水北调工程。 “解渴”工程 据董树龙介绍，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后，能够多年平均为天津补充8亿多立方米的优质水资源，使天津的中心城区和南部、东部地区能够直接用上引来的江水。 他同时表示，虽然由于工程布置的原因，天津的北部地区不能直接用上引江水，但通过水资源的合理调配，天津北部则可以更多地使用引滦水，从而使整个天津的水资源可利用量得到有效增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将与引滦入津工程共同承担天津的供水任务，实现对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城区等重点区域的双水源保障，实现两大供水工程的丰枯互补、互相调剂，以局部地区其他水源的适当补充，天津境内将形成稳定的、高保证的供水保障体系，从根本上缓解天津严重缺水的局面。 “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天津就不缺水了吗？”记者问向董树龙。 “这话得分两面说，一方面，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能够从根本上基本解决天津城市生活、生产、服务业和主要区域的生态用水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全市的生态用水和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用水问题。”董树龙快人快语。 “那天津会怎么办？”记者追问道。 他答，要进一步解决天津的用水问题，还需要在调水的同时，通过加强雨供资源利用、中水回用、海水利用等开源措施，以及继续加大节水力度来共同完成。 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过程中，天津承担的工程量相当大。 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给本报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天津干线工程，西起河北徐水县黑山村西北的中线总干渠1120公里处，由西向东经过河北保定、廊坊两市的8个县，进入天津境内。全长155公里，天津市境内为24公里。受南水北市里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天津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承担河北省境内廊坊段和天津境内20公里的工程建设管理任务。这部分工程量占天津干线工程的48%，主要工程内容是建设钢筋混凝土箱涵工程，混凝土施工量约为230万立方米，投资约为48亿元。 为了有效推进天津干线工程建设，天津市有关方面已经近5亿元用于征地拆迁补偿。 董树龙说，这样的投资力度，在整个南水北调已建工程中都显得较为突出。 “这样的解渴工程通水后，天津人能用得起吗？”记者又问到。 董树龙答道，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投资巨大，除国家投入外，部分建设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在测算水价时，必须考虑银行贷款。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管理维护费用，以保证工程良性运行，并长期发挥效益。因此，测算水价时，就将本着“保本、还贷、微利”的原则。 天津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随后向记者明显表示，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水价的测算，最后将根据测算结果确定天津的口门水价。届时，天津再根据口门水价，调整本市的水价。“不过请大家放心，天津水价的调整，一定会遵循严格的水价听证程序，一定会充分听取广大市民的意见，即使水价会有所提高，提高的幅度也一定在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范围之内。” 工程攻关 南水北调工程涉及范围很广，技术问题也很多。 仅就天津干线工程而言，就存在着沿线特殊地质环境对混凝土腐蚀，以及降低混凝土骨料碱活性反应等技术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天津干线工程混凝土箱涵的耐久性就会大受影响。”董树龙说，“为此，天津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与有关科研单位一起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凝土配合比，有效地解决了天津干线工程混凝土箱涵的耐久性问题。” 与此同时，记者获悉，天津干线工程广大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中，也始终秉持科学施工、精心施工原则，在各个环节提高混凝土工程建设质量，提高混凝土工程的耐久性，力争把南水北调天津干线工程打造成能够保持100年耐久性的高质量混凝土箱涵工程。 天津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还组织有关单位，先后委托天津大学、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根据工程实际，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提出了大掺磨细矿渣技术，经济、高效地解决了天津干线箱涵工程遇到的碱硅酸反应和硫酸盐侵蚀问题。 设计创新 采访中，董树龙特地给记者讲了天津干线工程设计上的突破。 原来，天津干线自西向东有60米的高程落差可供使用，但由于沿线西陡东缓的特殊地形，加上本项工程要满足输水流量从每秒0立方米到每秒60立方米的水流变化等问题，工程的布置和设计难度都很大。如果采用明渠输水方案，大部分水能将在西部地形较陡处被消耗掉，在东部地形较缓的地区只能通过建设加压泵站方式输水。这样的工程布置，一方面没能使天津干线工程充足的自然高程落差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却还需要建设加压泵站保证工程输水，工程的运行成本将会因此而大大提高。 但如果全部采用高压管道输水，则在每秒60立方米输水水量的条件下衔接良好、运行顺利，而在常态流量即每秒30～40立方米输水水量的条件下，就需要增加机械消能设备来大量消耗水能。这种工程布置方式同样存在水能利用不充分的问题，也会增加工程运行的风险和成本。 董树龙说，针对以上两种工程布置的实际情况，工程设计人员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大力配合下，创造性地引入了“保水堰”的水工建筑结构型式，巧妙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把工程布置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上段较陡处采用无压箱涵方式，以充分利用丰富的自认高程落差减小工程断面，减少工程量和投资；在下段地形平缓处采用低压箱涵，并分段阶梯式布置“保水堰”，在沿线退水建筑物的协同下，能够实现流量和水位的自然过度和调整，使工程运行安全方便。这一工程布置和设计，被上级审查单位和水利工程科研复核单位认定为是具有“创新性”的布置和设计。这一成果在国内尚属首创，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突破。 调水，用水和节水 宋时飞 在天津，与水相关的话题总是极具张力。无论是缺水还是引水，无论是用水还是节水，水在天津人心目中的分量，总是有那么几分挥之不去的沉重。 天津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处长董树龙，谈锋甚健，热情开朗。但在说起以往并且现在仍在困扰天津的缺水时，总显得有那么几分欲说还休的无奈。 老董对本报记者说，直到今天，或许是以前渴怕了吧，大多数天津人的节水意识真的非常之强。许多人包括他自己，从来不舍得把洗衣机里的水直接排掉，而是想办法攒下来再次利用，涮拖布、浇花……不一而足，八仙过海。在他看来，倒不是因为天津人掏不起水钱，而是大家实实在在地视水为珍，觉得浪费可耻。 共进午餐时，记者留心观察了一下，老董洗手时，把自来水龙头关得很小，水流很细。 采访中，在天津呆了大半辈子的老董，抛出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把缺水的问题解决，天津的发展肯定没戏，规划再好也没用。 地质和水利专家们说得好，指望地处华北的天津自己解决缺水问题，行不通，也不可能。所以，跨区域调水，成为摆在天津人面前的一条解渴良策。 水从哪来的命题对天津而言，更多意义上表现为调水而来。 可滔滔江河水经这么一调，身份就起了变化，名堂就变得复杂。何出此言？ 一般来说，水源调出地，往往环境和生态承载能力较强，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往往也相对落后。把当地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水调出之后，就有个当地如何进一步科学发展的问题。完全冀望水源调出地自己找出路，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这时，调入地理应挺身而出，通过不断优化的生态补偿设计，真正能借上转移支付的劲儿，切实帮助水源地加快发展。 这是正路，也是科学发展、区域统筹的必然讲求。 然而，如此一来，水价必然也随之而涨。如果由任城市供水价格高涨，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深义。既要不断还原资源性产品的真实价值，又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厘定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才是高水平的发展，才可持续。高了低了，都不能长久，也容易流弊多方。 这就给调入地的决策者们提出了更高级发展命题。 再往深一步说，千里调水，不可谓不辛苦。别忘了，越辛苦，越是要把准水的流向。谁的产业结构更科学，谁就有资格用更多的水；谁的节水工程做得到位，谁才有权利申领更多的用水指标；谁把水看得贵如油，谁才会在用水时不用乱求。 水的流向，折射的是如何科学发展。更科学地调配水、更合理地使用水、更协调地统筹水，是一篇仍待谋篇的大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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